我是拉拉,我要試管助孕生男孩

來源：試管之窗作者：試管之窗更新時間：2024-09-18 點擊數：

我是拉拉,我要試管助孕生男孩(圖1)

“很多拉拉希望生育女孩，但我偏好男孩”

我叫Josy，今年35歲，生活在上海，我的伴侶在另外一座城市。因為我們在各自的城市都已形成比較穩定的事業根基，所以短期內我們仍舊會維持這種異地的狀態，每一兩周見一次。我們是以生育為前提進行交往的。

一開始我就跟她說，生育一直是我人生計劃中的重要事項。等到過兩年，她在空間上可能會更加靈活一些。所以，我計劃三年后著手生育這件事。

從小我就覺得生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一方面出于動物本能，作為獨生子女，想把自己的基因、財產、資源通過血緣關系傳承下去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篤信教育的價值，作為這種理念的受益者，我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夠繼續借助教育的力量超越我，獲得更好的發展。我想生育兩到三個孩子。如果是三個的話，可能兩個男孩，一個女孩。如果是兩個的話，可能是兩個男孩。很多拉拉希望生育女孩，是因為熟悉女孩的養育方式。但我覺得人生不能總是選擇自己已經了解的東西，這樣的人生會越走越窄。我希望提升一下自己家里的多樣性，所以各種因素綜合考慮下來，性別混搭一下可能比較好。之所以“偏好”男孩，是因為我覺得女生在社會上要承擔的東西太多，自由度會因性別受到限制。要達到跟男生相同的成就，她可能會付出更多的努力，遇到更多的阻礙或者隱性的壓力。

“趕在35歲之前，單身的我去美國凍了卵”

我是一個計劃性比較強，又很愿意主動去落實的人。我最不喜歡的一種態度就是上海話說“腳踩西瓜皮”，滑到哪算哪。讓一切都處于風險控制之中，是我的性格。我希望等工作上的事情都穩妥了之后，再去做生育這件事。因為我有自己的工作節奏。現在花時間生孩子，會打亂我的節奏。從這個角度說，凍卵真是一個造福人類的事業。差不多兩年前，趕在35歲卵子質量下降之前，我按計劃去美國凍了卵。那時候我還單身。我凍了大概十顆卵子，當然會有一定的折損率，這是不可控的。我也知道直接冷凍胚胎的成功率會更高一點。但對我來說，選擇精子應該是一個非常非常審慎的決定，需要深思熟慮。所以我沒有急于去做這件事。就像高考之前，大家都會對自己的未來還能存有很多幻想，而一旦上了考場，這就變成一個定數。目前我還不知道怎樣才能選到滿意的精子，所以還是等到三年之后再受精會更加合適。不過，精子肯定要選亞裔的。只有中國人才會覺得混血是一件“高級”的事情。但其實作為一個混血兒來說，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，都會處于一種尷尬狀態，倒不如純白人或者純亞裔好。而且在我的審美上，也完全覺得亞裔比歐美好看。

在我的計劃里，精子的選擇會跟生育同步分批進行。生育第一個孩子有點像做實驗，孩子一兩歲的時候就能驗證出精子的質量品質。如果好的話，就繼續用同一個人的精子生育第二個、第三個孩子。

“我會選擇試管助孕的方式來生產”

我對生理上的痛苦比較敏感和抗拒，也有點無法接受生育帶來的身體上的損耗。既然試管助孕在一些地方已經合法化，我覺得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。而且我也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生育這些事情上。

有人覺得生產對于女人來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體驗，但我認為這種體驗并不值得。生育對于女性身體的損耗是不可逆的，修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。

我希望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這種損耗，理所當然的方式就是通過試管助孕。比較幸運的是，在我整個成長過程中，沒有遇到過任何跟婚育有關的，特別令人匪夷所思的、但在中國大部分家庭都會發生的事情。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就跟家人出柜了。這對我來說至少是一個比較自如的狀態，不需要偽裝的狀態。伴侶和家人對于我的生育計劃，持比較中性的態度，既沒有反對，也沒有催促。他們也知道，我決定的事，我會計劃好再去做，這是我的習慣。

當然試管助孕也存在一些問題，比如沒有辦法一直監測懷孕的狀態。即便天天跟孕母住在一塊，畢竟不是自己懷孕，這個過程不是完全可控的。如果是在國外試管助孕，我可能還要在國外待一陣子，挺耽誤事的。另外，我最理想的是找亞裔孕母，但亞裔相對來說會受到很多傳統思想的束縛，比較難找。

“拉拉生育的不可控風險，異性家庭同樣會面臨”

我也會為生育的不可控風險感到焦慮。比如，受到國內政策限制，單身人士或彩虹家庭只能去國外精子庫尋找亞裔精子。涉及跨國生育，受孕過程也變得更加復雜，會耗費很多時間與經歷。

我還不知道該如何優化整個時間安排，對于受精、移植過程中的冷凍卵子的損耗率也有點擔心。

另外，我還挺擔心孩子的健康，如果出現問題，將是一個災難。再有就是關于教育和陪伴。我對于日常育兒工作所占據的時間和精力有一種恐懼感。我和伴侶工作都非常忙，也都很不擅長處理生活中的瑣碎，我擔心沒有足夠的精力達到我心目中理想的陪伴和教育的狀態。但是我又不放心把孩子完全交給老人、阿姨或者機構。所以我還需要去協調這個時間上的矛盾。不過，這些生育過程中不可控風險，是任何異性家庭也同樣會面臨的問題，只能用運氣來看待。這些焦慮并不會削弱我的生育意愿。我會通過分工的方式來減少自己的壓力。如果有些事情必須親力親為的話，我也會心甘情愿去做的。對我來說，唯一能夠緩解生育焦慮的途徑，就是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。大概兩年前，我加入了一些分享彩虹寶寶生育經驗的群。有一些前輩先驅會在群里分享經驗，給大家提供一些關于這種生活的可能性的示范。比如去國外生孩子、生完回來當媽媽等等，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群。我覺得這個對于少數群體來說是一個比較珍貴的資源。

“能力所及之處，我想最大化實現個人自由”

我一直都非常關注法律領域的公共議題。我對于國家在立法層面上的改良也好、改革也好，其實也沒有太高的期待，也因此沒有太多失望。在我看來，我們國家的傳統、政治體制、主流價值觀短時間內不會有所改變。但是，現在基層社會正在釋放越來越多的善意，很多事情可以通過“曲線救國”的方式來實現。聰明的人總會找到相應的方式去應付體制上的限制。我覺得在中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，不同階層都會各顯神通，用自己的方式去達成自己的目的。比如形婚、地下dy等手段。在當今這個比較保守的法制環境下，并不是完全沒有渠道去實現自己的目的，只不過存在風險大小的問題。比如，形婚確實是一種讓人在體制的軌道上獲得更多便利的方式。但我肯定不會選擇形婚。因為我不需要去規避這些我已經可以超越的東西。這樣反而會讓自己陷入更多的風險、麻煩還有謊言之中。對于我的個人福祉而言，我肯定還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圍內，盡量最大化我個人的自由，通過跨國生育繞道實現我的計劃和目的。在這個社會上，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豐儉由人。每個人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追求自己想要的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在性少數群體內部，也存在兩極分化。對于底層來說，現實的困難會加倍放大。而對經濟能力更強、資源更加豐富的人來說，其實很多問題都能很輕松地跨越。法律對于越底層的群體來說，往往限制越大。